奥运冠军孙杨已经静默40余天了。他的上一条社交媒体动态停留在3月2日。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庭裁决孙杨禁赛8年，30天内可以上诉到瑞士联邦高等法院，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瑞士于3月20日实施紧急状态法，孙杨案件的上诉期也因此顺延。

期间，围绕孙杨的热议持续不褪，将沉默中的孙杨一波又一波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孙杨在CAS听证会后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图/应虹霞，2019年11月15日摄于瑞士蒙特勒）

【3赴瑞士？孙杨正参加国家队集训中 外教：孙杨“孤独环境中的专业精神”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周末，一则曝料称，孙杨已“三次赴瑞士联邦高等法院了”。

其实，全球疫情暴发的当下，很难想像每次入境都需要隔离两周的孙杨如何在短短40天内完成3次瑞士之行，想想都做不到啊。

据笔者了解，孙杨目前正在参加国家游泳队组织的东京奥运会备战集训。这次集训门槛高，只有奥运会世锦赛等大赛金牌或奖牌获得者方有资格入选，为期大约为3个月。

外媒曝料，孙杨的澳大利亚籍外教丹尼斯在CAS宣布裁决结果后，已经解除了与中国泳协的合约，他将“退休”。

据笔者了解，丹尼斯坚信孙杨是“清白的”，“不该被这样对待”，称孙杨是“永远的英雄、冠军和朋友”。丹尼斯希望孙杨不要再背负不必要的压力，“我只是期待他有个幸福的生活。”

但或许连丹尼斯也始料未及的是，孙杨选择了坚持。过去的一个多月，孙杨不止一次被人在浙江职业体育技术学院游泳馆见到训练的身影，“一个人在练”。一天两训，一周一休，独自训练的孙杨依然自律。在20年泳者生涯中，孙杨就曾这样度过困难走出低谷，他依然没有放弃。

远在澳洲的丹尼斯获悉孙杨近况后，对孙杨训练的专业性予以了肯定。“他在自己孤独的环境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尼斯近日这样感慨地说。

【孙杨能调动太多资源？中外体育制度不对称下的文化冲突】

关于孙杨，近日还有几个热点，笔者也想就跟随国家游泳队所了解的情况，试图给出新的信息和解读。

有一种说法指出，从2018年9月4日当晚的情形来看，孙杨似乎能调动太多的资源，“比（飞鱼）菲尔普斯还多”。

这一调动资源说，从语境来看，应该指的是孙杨和母亲把当晚所遇到的血检官和尿检官“没有授权”“资质不全”的情形，向队医和国家游泳队领队进行了汇报，队医巴震还向他的老师、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进行了汇报，巴震本人随后还亲自来到了检测站现场。

据笔者看来，这一情况实属正常。与美国游泳运动员不同，中国游泳运动员属于体制下的专业运动员，孙杨更是一名国家队队员，遇事向队伍和上级请示汇报属于标准操作，何况是反兴奋剂管理这样的有严格责任主体的大事。并且，当晚的检查属于赛外反兴奋剂检查（俗称的“飞检”），事情发生在运动员家中，有运动员家人在场也是正常不过的事。

所以，觉得中国运动员能调动太多资源，更多的或是体育制度不对称带来的差异化感知，是一种体育文化壁垒（说“文化冲突”可能更时髦一些）。而将运动员母亲“女性污名化”，将听证会画风娱乐化则跳脱了案件本身，既无助于帮助吃瓜群众看懂本案的精髓，也会让一代奥运冠军孙杨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反兴奋剂领域深刻教训，付于茶余饭后的八卦泡影中。

【再说孙杨究竟为啥输了？规则解读“绝杀”奥运冠军】

CAS裁决过去了40天，孙杨究竟为什么输了，值得重提。从结果论倒推，让CAS裁决结果一锤定音的，说到底，还是关于FINA授权书和三名检查人员文件资质的解读。显然，在控方诉方针锋相对的事实陈述和观点主张对峙之间——因为种种原因，外界并没能充分完整地看到它的全貌——CAS采信了WADA方的主张。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78页裁决书中可以看到，整个事件过程中，尿检官拍照事件是改变整件事情走向的分水岭，此时，孙杨其实并非没有扳回的机会。

从裁决书第300条和第309条的表述可以看到：

简单地说，仲裁庭认为，尿检官拍照事件是“不合适不专业的”，所以此时，孙杨要求重新查看DCO、BCA和DCA的个人资质文件，仲裁庭也是愿意认同孙杨是有理由的。

但是关键在于，仲裁庭认为，“如前所述，IDTM样本收集人员的每个人所提供的文件均符合ISTI的要求。”因此，“尿检官拍照事件并不构成运动员可以不继续完成样本采集过程的有力理由。而且，它当然没有理由决定运动员采取以下步骤：（i）让保安人员摧毁装有血管的容器，（ii）撕毁《兴奋剂检查表》，（ iii）阻止DCO带走运动员已经采集的血液样本。”

“当晚检查小组出示给运动员的授权书及检查人员的相关资质都是正确的”——这一解读是致命的，几乎就是一剑封喉。事情直接定性。

那么为什么说，这一解读是致命的？就本质而言，无论是FINA听证会还是此番CAS听证会，双方争夺的兵家之地，还是围绕对“授权书”和“检查人员资质文件”的终极解读。

简明易懂地说，孙杨方主张，授权书不能仅仅是一封通用函，且每一名检查人员都应该有“可识别的资质文件”（identified documents），类似检查官证这样的工作证件，依据来自于ISTI（国际检查和调查标准）以 及Guide Line。而对方的观点截然相反，双方分歧很大。

谁输谁赢？FINA听证会那一次，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小组支持了孙杨方的观点，孙杨被裁决无责。而这一次，CAS完全采信了WADA方的解读，输赢逆转。

【WADA既是规则制定者也是解读者 裁决胜负无悬念】

更关键的是，CAS采信WADA方的解读，一名重要的证人在个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就是听证会上WADA方的第一名证人斯图尔特-坎普（Stuart Kemp）。

斯图尔特-坎普什么来头？

在被理查德-扬问到专业背景时，他在听证会上是这样自我介绍的。

“我目前在WADA的职务是标准化统一处副处长，负责审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和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职能和具体执行情况。在这之前，我负责管理WADA的检测计划， 管理一些反兴奋剂组织， 以及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奋剂检查工作。再往前，我在WADA的工作，是在加拿大反兴奋剂机构负责管理检测计划。更久之前，我也是一名兴奋剂检查官。具体到今天的听证会相关经历方面，我参与编纂了ISTI《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包括自2009年以来的所有版本。我还负责编纂和监督与血样采集、尿样采集、以及采样人员培训相关的Guide Line（《2014采样人员指南》）。”

非常长的一串头衔和履历。简单地说，斯图尔特-坎普是WADA主导下制定的ISTI和Guide Line的编纂者、审查者，包括审查兴奋剂检查工作中的通知流程。

他还是一名解读者——

CAS听证会上，在理查德抛出的一系列模拟场景中，坎普作证：1）检测主体（比如像FINA这样的国际单项联合会）签发一份授权文件，“只需要提供一份通用授权(General Authorization)。”不需要在那份文件里指明提供样本的具体是哪名运动员，也不需要指明采样小组的人员姓名。

2）IDTM也不需要给负责采血的护士和陪同人员任何文件证明，只需要有一份FINA的通用授权。后者适用于所有采样人员，因为他们在采样过程中的任务和工作范围“非常有限”，“没有必要。”

3）将运动员和检测人员这类信息添加到授权文件中，或者护士和陪同人员持有可识别的身份证明，这只是“最佳实践的做法，但肯定不是强制性的要求”。很多家样品采集机构，包括反兴奋剂组织和第三方服务提供商都这么做。

裁决书第227条中说，“仲裁庭对坎普先生的证词没有异议，并完全遵守他的逻辑，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指南不具有约束力。这些指南仅旨在促进最佳做法，而具有约束力的规定仅在ISTI中进行了规定。”

当规则的制定者和解读者本身就是这场听证会的某一方时，胜负既决。